在過去的一年多的時間裏，中央先後頒布一系列促進區域發展的國家戰略規劃。這裏面與香港關係較為密切的，除了《珠三角改革與發展規劃綱要》外，就是國家對「海峽西岸」的規劃了。

所謂的「海峽西岸區」（簡稱「海西區」），就是以台灣海峽西岸的福建省為主體，並涵蓋廣東東部、江西東部和浙江南部的一個區域。這個區域，包括福建、潮汕地區、溫州等，傳統上就是中國最具商業精神的地區，大量華僑在海外經商、東南亞和香港的許多傳奇華商，都是來源自這個地區。

海西區對外通商 經驗勝上海

但這個以福建為主體的「海西區」，在獲得此次國家戰略支持之前，曾經有3次可在全國「領先一步」、率先實現現代化的機遇，但可惜都沒能很好的把握機會，將自己的先發優勢轉化為豐碩成果，以致該地區的經濟發展較珠三角和長三角遜色。

第一次機遇是在1842年簽訂《南京條約》之後，中國被迫向西方開放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五個口岸。即是說在中國的第一批「沿海開放城市」中，此區域中有其二。但是，開放通商的五個城市，以及其後更多被迫開放的口岸，後來發展軌迹卻大不相同。從古代對外通商的歷史來看，此區域遠勝上海，海上商業的經驗也不次於廣東。1843年上海開埠時不過是松江府下的一個小小縣城，可在短短數十年間，竟後來居上，獨佔鰲頭，獲得非凡的成功，成為遠東第一大都市。廣州雖然失去了鴉片戰爭前作為全國唯一外貿口岸的壟斷地位，但還保持了南中國重要口岸的地位。而福州、廈門兩港的發展卻平平淡淡，相形見絀。

山脈阻隔腹地侷促 礙發展

究其原因，在於此區域眾多山脈地形阻隔，腹地侷促窄小，猶如吹不響的封口喇叭。雖有長期豐富的航海通商歷史傳統，卻不能在沿海眾港口中脫穎而出。而上海的成功很大程度是依靠了其富庶雄厚的江南腹地經濟和長江流域入海口的地利優勢。

「海西區」第二次機遇來自於洋務運動，在太平天國敗亡後，左宗棠出任閩浙總督，駐於福州。作為朝廷重臣和洋務派領袖之一，左宗棠使福州成為中國近代工業的一個重要發祥地。他和船政大臣沈葆楨創立的福州船政局，是中國近代最重要的軍艦生產基地和當時遠東最大的造船廠。就連洋務派大佬，左宗棠的競爭對手李鴻章也稱讚其為「開山之祖」。

船政局附設的船政學堂，為中國培養了一批重要的洋務和海軍人才，其中包括著名啓蒙思想家嚴復。與另外兩間洋務派創辦的著名企業相比，福州船政局最初的規模和影響力都要大於李鴻章在上海創辦的江南製造局，也比湖廣總督張之洞創辦的漢陽鐵廠早了二、三十年。可是後來工業化的火種卻未能像上海和武漢三鎮一樣逐漸形成燎原之勢。當上海和武漢都成為全國重要的工商業中心的時候，這個區域工業化的嘗試卻隨着沈葆楨和左宗棠的相繼去世而人亡政息。

福建畏首畏尾 失3次良機

1978年國家實行改革開放後，這個區域又迎來了第三次歷史機遇。福建和廣東一道，被中央選中作為改革開放的試點省份。中央對福建實行「特殊政策，靈活措施」，在1979年就以中央文件的形式確立了下來，但這些政策在福建的貫徹實施，卻不是一帆風順。這固然有中央內部對這些政策還有爭論的因素，但也反映了省裏的政治經濟的運作環境和地方領導的能力。尤其與同樣獲得「特殊政策」的廣東省相比，福建省對中央賦予的政策的運用確有不盡人意之處。尤其是在改革派的福建省委書記項南在1986年被免去職務之後，在改革和開放方面的魄力更顯不夠。以致當時流傳一個講法，說中央對廣東和福建兩省「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但廣東只看中央閉着的那隻眼，敢闖敢試；而福建卻只敢看中央睜着的那隻眼，畏首畏腳，以致失去不少良機。尤其是90年代後期開始，台資電子企業大規模向大陸轉移，在長三角和珠三角形成產業集群，「海西區」卻沒有把握好這個機會。

到了近年，隨着國民黨在台灣重新執政，兩岸關係緩和。中央再次把「海西區」的發展提升為國家戰略，這對當地來說又是一次非常難得的機會。如果能夠把握這個機會，為中國增添一個新的區域增長點，那麼整個中國東南沿海就能形成一個相連的繁榮地區，香港也能從中獲得許多商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