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問我對今年的瑞士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WEF）年會有何感想，那種感覺就像坐在一位剛剛死裏逃生的心臟病人床邊：他活了下來，但不確定需要多久才能徹底恢復元氣——如果他真能恢復的話。

正如我的同事吉迪恩˙拉赫曼（Gideon Rachman）指出的，那些「達沃斯人」（沒錯，他們基本上還是同樣的一批人）的心情很焦慮。與此同時，在這個仍由西方主導的會議上，與會者用欽佩、羨慕、甚至畏懼的眼光打量着新興經濟體的蓬勃朝氣。

危機漸退 收緊政策壓力增加

在我看來，整個論壇的亮點要算上周六舉行的經濟展望座談會*。這不僅因為我是座談會的主持人。

討論的切入點顯而易見：2008年末和2009年各國政府的政策干預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功。在這些政策的干預下，經濟衰退的延續時間與嚴重程度遠遠不及一年前多數與會者的想像。從與會者就2010年前景先後達成的共識預測中，很容易看出這一點：幾乎每一個重要經濟體今年的增長預期，都要高於1年甚至6個月前的預期。世界經濟從金融體系的心臟病中生還了下來。

這要歸功於在和平時期規模空前的財政及貨幣政策刺激。這些行動必不可少也非常成功。尤其不可避免的是，以往私人部門信貸泡沫最大的國家，財政赤字增幅也最大：特別是美國、英國和西班牙。正如中國央行副行長朱民在討論中指出的，中國也出台了大規模刺激計劃。

今年的重大問題是：撤銷貨幣及財政政策刺激的速度有多快，以及應先撤銷哪一方面。從全球範圍看，要求立即開始收緊政策的壓力異常大。一些人（尤其是美國共和黨人）辯稱，由於經濟並未恢復充分就業，刺激計劃實際上失敗了，因此應立即撤銷。其實更有道理的說法應該是，刺激力度還不到位。

但政治是慣於迴避「反事實」的——「我們把你從蕭條邊緣救了回來」不是一個拉得到選票的口號。

保刺激力度 歐最強新興國弱

在考慮退出戰略時，我引用了WPP（編按：Wire & Plastic Product，為全球第二大廣告及傳媒集團）首席執行官馬丁‧索雷爾爵士（Sir Martin Sorrell）創造的一個表意符號：「LUV」，分別描述了歐洲、北美和新興經濟體的復甦軌迹。需要採取哪些手段取決於不同經濟體的狀況——保持刺激力度的理由在歐洲最強，在強勁復甦的新興國家最弱。這一點是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總裁多米尼克˙斯特勞斯卡恩（Dominique Strauss-Kahn）提出的。

他還提出了另外一點：如果我們退出得太晚了，過度的公共赤字和債務會讓我們浪費資源；如果我們退出太早了，就有可能發生「雙底形衰退」，沉重打擊人們的信心。考慮到這種不對稱性，我們不應太早撤銷刺激計劃。

由於斯特勞斯卡恩代表「經濟問題大多是財政問題」這種思路的IMF，他的說話相當有分量。目前，高收入國家私人部門的最終需求仍沒甚麼猛增的迹象。只要這種情況沒有改變，就存在過早撤銷財政支援的風險。我們有必要為財政整頓制定可信的中期計劃，但這些計劃的執行要取決於經濟情況。同時，貨幣政策必須保持扶持經濟增長的態勢。

長期任務︰金融改革經濟平衡

不過，退出僅僅是最直接的挑戰。我們面前還擺着兩項更長期的任務：金融業改革和世界經濟中持久的需求再平衡。在這兩方面，我在離開瑞士達沃斯的時候都樂觀不起來。無論有甚麼優點，美國總統奧巴馬（Barack Obama）單方面宣布限制自營交易的「沃爾克規則」的做法，都令人震驚，盡管有些人對政治推動力的重現表示歡迎。此外，人們懷疑20國集團（G20）政府首腦去年9月在美國匹茲堡提出的「相互評估計劃」（mutual assessment programme）能夠得到必要的支援。但目前太多國家都依賴出口拉動形增長，藉此平衡國內刺激措施的撤銷。這是導致滯脹的經典配方。畢竟，地球人無法指望對火星人擁有經常帳戶盈餘。

這就給我們提出了一個重要的問題：世界經濟有可能維持開放嗎？新興經濟體的代表們仍強烈支援開放。但正如法國總統薩爾科齊（Nicolas Sarkozy）在他的開幕致辭中很開心地指出的，在許多西方人眼中，金融危機已經損害了全球市場經濟的正當性。的確，他有時聽起來就像一個反全球化抗議者。

奧巴馬首席經濟顧問薩默斯（Lawrence Summers）也強調稱︰「我們在美國（可能還有其他地方）所看到的是，統計意義上經濟復甦了，現實生活中人們卻還深陷衰退。」在他看來，在世界許多地區，高失業率與「重商主義政策」的雙重作用，讓人很難在政治上——甚至在學術理論上——為自由貿易辯護。除非復甦的強度證明遠遠超出預期，否則西方國家將無法擺脫高失業率及其引發的所有政治風險。

美國失業率高 歐盟無作為

由此可見，最大的挑戰是政治層面的。各國首腦展示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危機應對能力。去年的合作意願（尤其是在G20崛起過程中展現出來的）很了不起。但隨着我們回到常態的政治，這種合作的難度就大了許多，尤其是考慮到仍是全球霸主的美國國內失業率高企，政治分歧嚴重；歐盟（EU）仍無所作為。

實際上，一個證據就是歐元區仍無力解決這樣一個事實：如果核心國家的需求不出現激增，邊緣國家就無法擺脫財政困境。而中國也將關注重點放到了內地；朱民承諾推動經濟再平衡。但在撤銷當前的刺激措施以後，這還有可能實現嗎？

我們的經濟實現了全球化，但政治仍是當地的。危機期間，人們對前者的關注壓倒了後者。但現在，我們面前的任務已發生了轉變：康復，以及隨之而來的回歸常態政治。誰都不會以為，處理好這種過渡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隨着全球實力平衡每年都在轉移，人們必須迎接這種挑戰。否則全球經濟和全球合作可能仍會失足。這就是我從達沃斯汲取到的最主要教訓。

譯者︰陳雲飛

（來源︰FT中文網-FTChinese.com；網址︰www.ftchine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