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索羅斯於去年在港大舉行系列講座,以下為部分內容摘錄。)
我們所處的歷史時刻,在某種程度上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相似。那時既有體系已經崩潰,一個全新體系有待建立。在布列頓森林會議上,戰勝國承擔起這個任務。在凱因斯理念的激勵下,他們創立一個能包容全世界的體系,盡管美國佔據某種特權地位。目前主導的——姑且稱為「國際資本主義」——多邊體系還沒有徹底垮台,但已大大削弱,其內在弊病已經暴露,而且受到一個可行替代方式所挑戰。中國崛起展現與目前的國際金融體系根本不同的經濟組織形式,可稱之為「國家資本主義」,以區別於華盛頓共識下的「國際資本主義」。我們正處於一個時代的終點,但人們還沒有完全認識到這一點。
國家資本主義Vs國際資本主義
兩種經濟組織形式——國家資本主義與國際資本主義——在互相競爭。兩者都缺乏吸引力。華盛頓共識已經失敗。目前的國際資本主義已被證明自身存在天生的不穩定性,因為缺乏足夠的監理,而且極不公正。相對窮人窮國而言,這個體系偏袒富人富國。
與此同時,建立在國家資本主義基礎上的國際體系,將不可避免導致國家之間的衝突。這種衝突已初顯端倪,諷刺的是,當殖民國家已經認識到自己過去的錯誤並力圖糾正時,中國在與自然資源豐富的國家打交道時,又在重複這些殖民國家的錯誤。為了取得自然資源,中國在與這些國家的政府打交道時忽略了那裏的人民,這有助於壓迫性和腐敗的政體維持政權。這樣的結果不好,但中國不是唯一對此負有責任的國家。中國有一家公司想收購美國石油公司優尼科(Unocal)時遭到拒絕。更晚近時,力拓礦業集團(Rio Tinto)反悔了將一部分股份賣給一家中國公司的交易。這促使中國與國際金融機構迴避的一些國家進行交易,包括緬甸、蘇丹、津巴布韋、剛果和安哥拉等國。幾內亞是最近的例子。這種情況正在成為許多摩擦的來源,對中國的根本利益並無好處,對全世界也是如此。但中國視自己為受害者而不願意參加「開採業透明行動計劃」。這已成為該倡議繼續成功的最大障礙。
內地拓雙邊管道 難取代美元
在現行的多邊體系力圖重建的同時,中國會在雙邊關係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當然中國也是這個多邊體系的一部分,但它在這個體系中所佔的地位與目前的國力不相稱,因此比較消極參與國際金融機構,主要是透過雙邊管道進行積極發展。例如,中國抱怨美元的角色,而且推動特別提款權(Special Drawing Rights)的使用。但中國不可能允許人民幣自由兌換,因為這樣會摧毀現有機制,即允許其他國家透過價值低估的貨幣從中國廉價的勞動力中受益。中國會繼續實行資本控制,但會與像巴西這樣的國家建立以人民幣為主的雙邊結算帳戶。這樣會削弱美元作為國際貨幣的地位,但不會取代美元。
重整世界秩序 須超金融範疇
如果我們想在解決全球暖化和防止核擴散等問題上也有進展,則對當前世界秩序 的重新調整,也許必須超越金融體系的範疇。這可能需要聯合國、特別是安理會成員國的參與。
這一過程需要美國啟動,但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應以平等的地位參與。他們是布列頓森林機構中不積極的成員,而主宰這些機構的國家已不能主宰。新興國家應該參與新秩序的建立,以確保他們是這一新秩序的積極支持者。
美國為甚麼應該宣導改革自己一直是主要受益者的體系?因為這一體系不可能維持目前的形式,美國如果不帶頭進行改造,損失可能更大。美國在小布殊執政期間已經失去很多勢力和影響,如果沒有具備遠見的領導者,美國的相對地位很可能會繼續下滑。美國仍然可以領導世界,不能再像小布殊政府企圖將其意志強加於人,但可以領導共同的努力,不僅涉及已開發國家,也涉及開發中國家。這將以一種可以被接受的形式重新樹立美國的領導作用。
為繼續崛起 中國須入多邊體系
既然中國會以贏家的身份從目前的混亂中脫穎而出,為何應該接受新的多邊體系呢?答案同樣簡單。為了繼續崛起,中國必須讓世界其他國家接受。這意味着,中國必須向更加開放的社會方向前進,將個人自由的擴大與法治相結合。鑑於目前軍事力量之間的關係,只有在和平的環境下中國才能繼續崛起,世界各國也才樂於接受中國的崛起。
為了世界的和平,美國在新的世界秩序中找到自己適當的位置更為重要。一個已經失去政治和經濟主宰的衰落中超級大國,仍擁有軍事上的絕對優勢,這是危險的混合。
如我已經指出,美國的民主正陷入困境。金融危機使不喜歡面對嚴峻現實的美國人備受煎熬。奧巴馬總統採用「信心增值」的做法,宣稱衰退已得到控制。如果發生二度衰退,美國人會更容易受各種恐怖言論的煽動。如果奧巴馬總統失敗,下一屆政府會極力試圖製造事端,轉移人們對國內問題的注意,這對世界將非常危險。
奧巴馬總統的思路正確,但他需要看得更遠。他相信國際合作,而不是像小布殊和切尼(Cheney)那樣信奉強權就是真理。但是他有很多急迫的問題需要考慮,重建國際金融體系在他的行事曆上並不優先。他的一些經濟顧問似乎仍然相信效率市場假說是正確的,認為一百年可能只有一次不靈。倖存下來的金融機構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有競爭力,必定將抵制會限制他們權力的系統性面調整。目前缺乏的是一種普遍的認同,即體系已經崩潰,需要重建。因此,我在這些講座中闡明的有關金融市場的理論,應該被更多人接受,這非常重要。
中國領導人需要比奧巴馬總統更有遠見卓識。他們是在掌舵,而且如果向更開放的社會邁進,他們必須放棄一些已有的特權。現在中國人還願意讓個人自由服從於政治穩定和經濟繁榮,但不可能永遠如此。腐敗是個大問題,中國需要法治,這樣公民可以批評政府,防止其濫用權力。
邁向初級帝國主義 中國不自知
為了使自己被世界所接受,中國也需要成為更開放的社會。世界其他國家絕不會讓個人自由服從於中國的繁榮。隨着中國逐步成為世界的領導者,必須學會更注意世界其他國家的看法和意見。但是這一切變化也許發生得太快,中國領導人還來不及調整自己。中國過於習慣認為自己是帝國主義的受害者,以致看不到自身已邁向帝國主義的初級階段。這也正是為甚麼它與非洲國家和自己的少數民族打交道時,面臨這麼多的麻煩和困難。希望中國領導人能夠承擔起歷史的重任;世界的未來,就看中國的取捨去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