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人們很難對美國持有樂觀的看法，雖然憑藉着在本輪危機中獲得的關鍵性政府援助，美國的金融部門已經走出了低谷（至少其中的一部分已經復甦），但美國的實體經濟卻仍在與高失業率、沮喪的失業人群以及受到重創的資產負債表苦戰。

因此，美國公眾與國會感到憤怒並不令人詫異，這種怒火的焦點便是金融部門不明智的巨額獎金。這導致迄今為止，監管改革包括了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威脅削減美聯儲的獨立性，二是對獎金徵稅。

限金融機構槓桿 保穩定

其中第一種想法很糟糕；而後一種想法或許在政治上勢在必行，並且在財政意義上也有些許益處，但對風險的承擔，效果卻有爭議。不過，更加需要的種種結構性改革（比如限制槓桿率、遏制金融系統將風險周期性地加諸於實體經濟與公眾財富之上等議題），已被拖延許久後方才完成初議階級，而且它們能否最終成為法律，目前還難以預測。

平心而論，由聯儲局前任主席保羅·沃爾克所提出的新規則是個不錯的想法，這種規則將對金融中介業務與自營交易業務進行分離；若輔以更高的銀行資本要求，則它將能減少各種信貸渠道同時破產的風險。但僅僅這樣做還不夠充分，對冲基金同樣也能使整個體系失去穩定，98年長期資本管理公司的崩塌便已證明了這一點。因此我們也需要給這些機構制定出明確而不同的槓桿限度。

美國民眾與政治家都已因為醫療改革而出現深度的內部分歧，無論林林總總的提議各自有着怎樣的優點與缺陷，這種分歧都使得政治進程中的兩黨協商大為減弱，而零和的一面卻不斷凸顯，這種變化反過來又使其他改革陷入危機之中。

我們或許會認為，在一場植根於不斷加劇的結構性失衡，與難以持續的需求增長模式中的險惡危機之後，將會有嚴肅且持久爭論，以解決這樣一個問題：在一個快速演化的全球經濟背景下，我們為了重獲長期增長，並重新創造出富有生產力的就業機會，應當採取哪些措施？但現實中這場爭論卻並未出現，這使人既深感疑惑、又心存不安。

但這並不表示美國經濟已經喪失了活力，事實遠非如此。不過從長遠來看，若要維持美國經濟的活力，我們需要在基礎設施的軟硬體方面，制定出高瞻遠矚的公共政策並進行相應投資，為私人部門的強大創新能力提供支援。

有些人並不同意，他們相信經濟的活力幾乎完全蘊藏在私人部門之中，而政府的主要任務便是不阻礙私人部門發展；另外一些人士則認為政府在理論上可以做一些有益的事，但它通常做不到，而且其風險也大於它所能帶來的收益。

美國這種負荷過多、過於關注國內事務且部分陷入癱瘓狀態的政策議程，將意味着它無法對那些需要合作與妥協的全球性議題給予足夠注意，包括國際層面的金融改革。缺乏合作的話，那些旨在推動增長（或至少不阻礙增長）的貨幣政策，將有導致金融部門的扭曲與失衡狀況捲土重來的危險。關於全球需求在中期內得以恢復並重獲平衡的議題，20國集團正在內部探討，不過還並未真正付諸實施。

從政策及投資的角度看，中短期前景仍充滿風險。很多國家包括發展中國家將會採取防守性措施，如更多利用內需作增長的動力，雖然其中某些措施會使全球整體增長前景某程度上減慢，但它仍將在國內產生廣泛的積極影響。

雖然更為重要的是，本輪危機凸顯了高度依賴於外國資本一事所具有的風險；加上金融領域的改革進展緩慢，這可能會使厭惡風險心態大行其道，而這種厭惡心理又會放緩、甚至完全扭轉金融全球化的步伐，並有可能減慢許多國家的增長速度。

各國協調 貿易增長良方

以較易處理的議程（即聚焦貧困和脆弱的發展中國家）多哈回合的重新啟動貿易談判，將是一種令貿易重獲增長的良好方法。但是在一個增長緩慢、失業率高的大背景下，發達國家對於貿易自由化努力所抱有的情緒顯然是負面的。

美國經濟再度增長並重獲平衡極其重要，這不僅因為它對全球增長的影響，也因為它是應對一系列國際問題與挑戰的基礎。然而目前看來，人們尚未着手創造這一基礎。

在發達國家之外存在着這樣一種看法：世界將會重返危機前的狀況，一個穩定的美國充當最終的借款者、貸款者與消費者；這種觀點忽略了一點：美國以及全球經濟在本輪危機前的增長，是部分建立在一種難以持續的基礎上的。

重返先前那種模式既不太可能、也不明智。盡管我們能夠實現相對較快且具有可持續性的增長結構，但這過程需要時間。（如果可能的話）這種情況將會在一個結構特徵和監管特點與當前模式之間有着根本差別的全球經濟環境中實現。坐待發達國家校準航向，由此我們便可回歸傳統模式的觀點，既不是好政策，也不是值得下注的選項。

協調一致的結構重塑與政策制定才是我們所需要採取的措施，但當美國這個最大的單一經濟體正在關注其他議題之際，這難以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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